【编者按】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雷蒙德·威廉斯传播学讲席教授、曾任国际传播学会主席的（白红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4月）中指出， 在刺杀肯尼迪事件发生后的几周内，记者努力将对它的报道变成了一个专业上取得成就的传说。

　　他们在媒体上的叙事强调了记者的即兴和本能行为比其既定的专业常规更重要。记者因此将专业新闻实践的概念扩大化，把自己合法化为刺杀事件的权威发言人。她认为，记者对他们的刺杀报道进行了两类评价：一是通过呈现报道中出现的失误表明他们权威中存在的局限性，二是展示了他们如何通过成功的报道克服了这些限制。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其详细论述，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记者在报道中存在失误的故事源于公众的看法，即刺杀事件“可能为当代美国媒体的新闻采集能力带来最为沉重的负担”。事件混乱无序、报道时刻分布不均衡、记者不能获得信息源自以及无法核实事实，这样一些问题都要求记者采取各种应对策略予以解决。

　　某种程度上，事件的不寻常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无休止的信息需求都使得记者一定要具有应对策略。《》记者汤姆·威克从汽车收音机里听到总统死亡的消息，当时他正和其他记者一起在帕克兰医院外等待后续。“没有权威性，”他后来对这条广播评价道，“没有可支撑的证据，但我立即相信了，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这则消息听起来很正确、很真实。”他后来在别的地方也说道，他知道“当时在场的记者中没有人能清晰有序地展现那个超现实的下午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用点滴细节匆忙拼凑出来一幅整体画面罢了”。尽管如此，记者还是被期望立即对意外情况做出一定的反应，凭借直觉变通既定的规则和程序，来正确地进行报道。通过对一些新闻实践规定提出质疑以及重新设定附加于其上的意义，他们可以处理好报道中的问题并重获报道事件的权威。

　　媒体报道中的一个失误是错失了独家新闻。这种观点的出现是因为肯尼迪枪击这一发生在周末的重大事件，其主要目击者是业余人士而非新闻专业技术人员。在公众看来，记者能做的就是将外行人提供的故事碎片整合起来，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这些业余人士，如亚伯拉罕·扎普鲁德、玛丽·马奇莫尔（Mary Muchmore）以及奥维尔·尼克斯（Orville Nix）用胶片摄影机记录了枪击事件，从而超越了“记录总统车队的电视摄像机，它们没有拍到任何可用的图像”；业余摄影师玛丽·穆尔曼（Mary Moorman）和大卫·米勒（David Miller）提供了肯尼迪被枪杀的静态照片证据，他们用宝丽来相机捕捉到了刺杀的瞬间。一份行业出版物认为这些照片距离远、不专业、不聚焦。专业摄影师承认他们“从没机会拍照”，除了拍摄到的特勤人员冲刺到肯尼迪汽车后面的照片。琼·希尔（Jean Hill）和霍华德·布伦南（Howard Bren-nan）等目击者也讲述了他们的所见所闻。

　　所有这些非专业活动都挑战了记者的专业性。许多记者错过了独家新闻，但是为了使对肯尼迪遇刺的报道变成新闻专业性取得的成就，有必要通过重新定义“独家新闻”来削弱它的重要性。新闻机构的目标从生产第一手资料转为搜集二手信息。例如，合众国际社“将达拉斯业余摄影师玛丽·马奇莫尔拍摄的一组照片卖给纽约的WNEW-TV电视台，声称它为电视提供了肯尼迪总统遭遇刺杀的首幅胶片图像”。同样，《生活》杂志也因其在11月29日刊登了长达四页的一组由扎普鲁德拍摄的现场图像而受到赞誉。因记者不能自己提供影像而产生了有限的替代性选择，但上述两个案例都未能处理好细节问题：《生活》杂志刊登的照片未提及摄影者扎普鲁德的名字，并且称这组图像是“一系列非凡且独家的图片”，因为它“首次”展示了肯尼迪死亡的细节。

　　专业摄影师理查德·斯托利（Richard Stolley）详细描述了《生活》杂志如何派他策划购买扎普鲁德影片的过程。他观察到，扎普鲁德“对我们很温和，他是一名中年裁缝，而不是总统新闻发布会上世界著名的摄影师，但他提供了总统被杀时唯一的影像记录，对此他几乎总是表示抱歉”。为了超越合众国际社、和其他新闻杂志竞争对手的竞标，《生活》杂志支付了15万美元购买影片的全部版权。这无疑是为提升杂志销量，但它也用金钱弥补了杂志工作人员错失独家新闻的过错。有趣的是，这笔买卖还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因为《生活》杂志购买的是技术性的刺杀记录，而非报道本身。这拓宽了记者将自己视为讲述刺杀故事权威的实践途径，因为购买他人尝试报道的记录就等同于记者自己已经报道了事件。

　　类似的尝试也出现在静态摄影领域。《达拉斯时代先驱报》记者詹姆斯·费瑟斯顿（James Featherston）声称自己从刺杀现场的一名女旁观者那里获得了一张总统遇刺的宝丽来照片，尽管有些报道称他是用武力得到这张照片的。有时照片发布出来却没有提及拍摄照片的业余人士的名字，这违反了普遍接受的向拍摄者致谢的规则。

　　在一年后的访谈中，记者仍对错过肯尼迪遇刺这一重大独家新闻而感到不安。他们都以为，大多数新闻机构——那些机构因没有展现肯尼迪遇刺的图片或镜头而被人们称赞有良好的新闻品位——其实也会播出刺杀镜头，只是它们没有图片或影像资源罢了。一位研究者说：“达拉斯以外的美国公众并没有目睹总统遇刺的过程，仅仅是因为发生刺杀的街区没安装电视摄像机。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出现关于此事件的影像资料，而那时这些资料的历史价值将超越其新闻价值。”因此，媒体未能拍摄到事件的现场画面重创了记者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权威。

　　然而，技术减弱了这种不安感，因为记者有可能把信息搜集从一阶转变为二阶，即由自己搜集信息变成搜集别人已经获得的信息。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记者把“错失独家新闻”调整为二阶实践，他们能够购买、拿走或借用他人记录的信息。因此，技术帮助记者保住了专业形象。

　　媒体报道的另一个失误集中出现在对目击者的报道上，这也是现场新闻的核心内容。长期以来，目击者报道在法律体系内饱受争议，因为它的不可靠性往往会破坏其价值，尽管目击者证词提供了大量数据，但这一些数据却是导致刺杀记录具有不确定性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响因素。

　　在报道肯尼迪之死时，目击者证词的可靠性及谁有能力和资格提供证词的问题，由于聚集在一起观看总统车队的人数量众多而变得复杂。记者与群众混在一起，他们的观察与非专业目击者的证词既有一致也有差异。这使得目击者报道作为记录新闻的一种特定形式受到质疑，也明显影响了新闻界对目击者角色的宣称。《新闻周刊》记者查尔斯·罗伯茨认为，记者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专业观察员”。然而，很少有记者目睹了总统被杀。正如威廉·曼彻斯特后来所说的那样，记者“在他们所处的位置上没有了解到什么内容……他们依赖同事与宽容路人的合作，希望这些人能够给大家提供可信的消息”。罗伯茨回忆说，“如果说那天我在达拉斯学到了些什么，除了震惊和悲伤带来的麻木感之外，那就是目击者证词是最糟糕的一类消息来源”。在他1967年出版的关于肯尼迪遇刺的书中，罗伯茨对目击者报道作为一种体裁的权威性进行了驳斥。他说：“根据目击者回忆写出的关于达拉斯的内容越多，就越证实了我的怀疑。”罗伯茨回忆起总统汽车、草地小丘、新总统宣誓就职等相关的细节，尽管他自己的回忆有些瑕疵，但是反映了目击者证词的一些问题：

　　目睹枪击之后发生的事件，就像谚语所说的目睹“木瓦厂里的一场爆炸”，每一秒都不知道该往哪里看。我不会宣誓证实一些我未亲见的事件。事后看来，我现在才意识到，在暗杀后几个小时内，我费尽心力从目击者口中获得的信息却是他们想象、震惊、疑惑的产物。或许比这还要糟糕的是——一些旁观者有着可怕的欲望，他们盼望可以因目睹巨大悲剧而获得公众关注，又或者一些旁观者假装掌握着刺杀事件最丰富的一手信息，而实际上并非如此。

　　虽然罗伯茨抱怨目击者证词很不完整、过于主观且漏洞百出，但他还是仔细记录了自己的目击者身份。他的书被称为“目击记者对逐点研究的记录”。该书的封底上有一张展示他记者证件的图片，题为“刺杀事件期间（他）佩戴的官方白宫记者徽章”。封面则告诉读者：“当枪声响起时，罗伯茨正在肯尼迪车队中的第一辆媒体巴士上。只有两位记者目睹了林登·约翰逊在达拉斯的空军一号上宣誓就职，然后陪同新任总统、他的妻子和肯尼迪夫人乘坐运有已故总统遗体的飞机前往华盛顿，他是其中之一。”

　　罗伯茨的书展示了一张约翰逊宣誓就职的照片，图片配有文字“站在总统后面的是查尔斯·罗伯茨，本书的作者”。同样的图片还出现在《新闻周刊》上，且有一个白色加粗的箭头指向罗伯茨，图片旁边的配文是“远途归来：查尔斯·罗伯茨（依旧带有箭头）报道林登·约翰逊宣誓就职”。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虽然罗伯茨（或者出版商）对他的目击者身份感到矛盾，但他还是仔细地做了记录。大量的证据都证实了目击者身份对于新闻共同体成员的重要性。

　　罗伯茨不是唯一承认这种矛盾心理的记者。汤姆·威克在刺杀发生后的第二天在《》上指出，“在媒体巴士上的大多数记者都离得太远了，看不到枪击事件……记者们注意到总统的车已经加速并迅速驶离，但是他们并没意识到出现了严重的情况”。威克为总统车队中大多数记者没看到刺杀瞬间感到惋惜。然而，他本人的目击者报道却广为流传，且被看作更为详细的刺杀事件目击者报道之一。

　　记者试图通过重新安排故事片段来弥补目击者报道的不可靠性，所以目击者报道对整体的刺杀报道就没那么重要了。记者利用提喻法、省略法和个性化的技巧，来减少目击者报道的缺陷，同时这也强调了目击者报道作为一种记录保存方法的重要性。技术也帮助记者实现了这一目的，记者通过技术输出（如照片和影像等）提供的新闻性在场的记录来稳固他们的影响力。例如，“见证”奥斯瓦尔德被枪杀的镜头说明，无论作为目击者这一点帮助记者看到了什么，他们的这种身份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此，技术通过重新定义新闻实践的每个方面，帮助记者维护了他们作为新闻专业技术人员的权威。当专注于那些记者作为第一目击者报道的新闻事件时，记者就使二手目击者的身份带来的不足在刺杀事件的整体叙事中显得没那么严重了。

　　因此，目击者的角色既被认为是新闻权威的基础，也被视为一种有瑕疵的新闻记录方法。记者对此存在的矛盾心理表明，他们仍然不清楚它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也暗示了为什么刺杀事件会促使人们对某些专业实践进行重新排序。

　　记者干扰周末刺杀事件的可能性也被媒体进行了报道。这一特殊的失误出现在报道奥斯瓦尔德谋杀案的故事中，记者公开考虑了他们在两个方面的责任：人身方面（促进了奥斯瓦尔德的死亡）；法律道德方面（传播尚未确认的真相以及过早地给奥斯瓦尔德定罪）。

　　奥斯瓦尔德谋杀事件中出现的人身方面的干扰对记者来说是有疑问的。他们公开质疑，如果不对事件形成干扰他们是否能顺顺利利地进行报道。在市监狱地下室中，奥斯瓦尔德被一群记者围住，杰克·鲁比从人群中近距离击中了他。记者们质问是否是他们导致了奥斯瓦尔德的死亡，他们也在思考新闻实践是否与安全转运奥斯瓦尔德的程序相矛盾。人们指责大量的记者、电缆、摄像设备围绕着奥斯瓦尔德，导致他周围的空间混乱不堪。玛丽亚·曼内斯当时在《报道者》中写下了她的抱怨：

　　新闻工作者拿着麦克风挤在地下室的走廊里，到处都是机器声与说话声。随后那些大胖子带着瘦小、苍白的囚犯进来了，然后出现了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的背影，奥斯瓦尔德被击中了两枪。接着混乱、混战、喊叫充斥着走廊，年轻的汤姆·特鲁伊特（Tom Truitt）拿着麦克风在镜头里进进出出，试图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脑海中浮现出这一问题：警察究竟为何将一个刺杀总统的刺客近距离地暴露在如此混乱的人群面前？

　　许多记者的抱怨集中在电视及其复杂的技术上，这并非巧合。电视新闻的新奇性意味着许多报道者不习惯电视新闻记者贴身携带的设备。

　　记者的另一个担忧在于他们在法律道德层面对新闻事件的干扰，特别是报道半真半假的消息和过早地将奥斯瓦尔德定为有罪。《新闻周刊》杂志对奥斯瓦尔德没有杀害任何人的说辞评价道：“这是谎言。”《》发表了一个通栏标题，写着“暗杀总统的刺客被枪杀”。对此，一位观察者遗憾地声称少了“被指控”一词。理查德·托宾（Richard Tobin）在《星期六评论》上指出，事实不足以证明奥斯瓦尔德有罪，“对于肯尼迪总统遇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尚未合法地被起诉，更别提认罪。根据美国法律或新闻界公平竞争的标准，《》无权将他称为‘暗杀总统的刺客’……还没有庭审、陪审团或法律判决，为什么《》却用了那样的通栏标题？”这促使《》编辑特纳·卡特利奇（Turner Catledge）发表公开信承认文章有误。

　　对在媒体上讨论刺杀事件的记者来说，记者干扰新闻事件的范围很广，从电缆摆放的位置到关于媒体决定新闻现实这类较大的问题。在人身、道德和法律层面的干涉报道行为是否削弱了新闻专业性，记者对此提出了疑问。因此并不奇怪，他们通过干扰报道来展现什么行为对记者来说是合适的这类基本疑问，特别是与仍在萌芽期的电视技术相结合。

　　还有一些较小的报道失误，从错误传达极小的细节到根本就没有刊播整个事件。这中间还包括错误引用、不准确，以及关于使用、枪击数量、袭击者数量、刺客射击位置的相互矛盾的报道，人们甚至还讨论了杰奎琳·肯尼迪的裙子上是否溅满了鲜血。

　　许多报道失误都与技术有关，事实上，记者认为他们并不总是能掌握好技术。达拉斯电视记者罗恩·赖兰（Ron Reiland）是随同警察前往奥斯瓦尔德藏身的得克萨斯剧院的“唯一一名记者”，他因未能处理好室内拍摄所需的设备，“遭受了当时最严重的错失独家新闻的损失”。NBC的记者比尔·瑞安一边举着车队的照片，一边逐字读着技术人员脚下的公告，因为“没有录像带，也没有影片”。在帕克兰医院的NBC记者罗伯特·麦克尼尔（Robert MacNeil）也曾因线路过载而电话连线分钟的时间才让沃尔特·克朗凯特的脸部镜头与声音同步，这一小事故促使电视网官员后来安装了一个特殊的“摄影演播室”，以便能同步传输画面和声音。

　　一个记者在技术上的闪失往往是另一个记者的胜利。尽管记者间存在着普遍的合作气氛，但在对枪击事件的重述中也充斥着对抗和竞争的故事。在肯尼迪中枪后，合众国际社的梅里曼·史密斯和的杰克·贝尔抢着打电话报道这起事件。史密斯坐在记者公用汽车的前面，抢先用无线电话完成了任务。威廉·曼彻斯特后来对这件事做出了如下描述：

　　（史密斯决定）越是拖延贝尔与接线员联系的时间，合众国际社报道刺杀的导语就会越详细。所以他一直在使用电话，口述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愤怒的贝尔从中间的后排座椅站起来，要求打电话。史密斯没有停下来，他坚持让达拉斯接线员回读他说的话。他认为高架电线可能干扰了他传播消息。没人相信他的这个理由。车里的每个人都能听到合众国际社接线员的声音。转播很完美。贝尔涨红着脸，尖叫着，试图夺取电话。史密斯把电话夹在膝盖之间，蹲在仪表板下……（然后）把电话给贝尔，那一刻电话已经没办法使用了。

　　在技术上取得胜利的记者也会遭受其害。正如NBC记者汤姆·佩蒂特所说，在他对奥斯瓦尔德谋杀案进行电视直播之后的短短几分钟内，“当其他记者可以自由进入警察总部以获取更多信息时，我却不得不守着直播麦克风”。佩蒂特觉得自身受到了技术工具的限制，哪怕这些技术工具对其帮助甚大，用《广播》杂志的话来说，“为他在电视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围绕刺杀事件产生的报道失误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导致的。一方面，规范性的困扰如错失独家新闻、成为二手证人或干扰新闻事件都能够最终靠技术予以解决，而这也有助于树立其他行动标准，帮助记者保持专业技术人员的权威。另一方面，记者承认他们对技术的掌握不够纯熟。所有这些都给媒体提供了一条途径，即通过叙事来表达对专业性的正式提示有所不足的忧虑，并重新思考新闻实践和新闻权威的标准。

　　1963年11月23日，《每日邮报》等报纸刊登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时的现场照片及报道

　　记者并不是只看到了刺杀报道有问题的那一面。虽然刺杀事件中的报道失误让他们对自身权威受到的限制表示担忧，但通过将现场判断和预感确立为“真正”专业的标志，他们又在报道成功的故事中欢庆自己克服了上述限制。这种说法是矛盾的，因为虽然记者把即兴和本能行为称为“自然”出现的实践，但实际上基于即兴与本能的报道是记者应对新闻共同体施加压力的适应行为。因此，“凭直觉”行事的说法一般不用于为个人错误开脱，而更多的是维护与之有关的新闻文化的重要性。权威实际上来自新闻共同体。

　　成功的故事通常采取下列三种形式中的某一种，记者不同程度地声称自己是“最快的”“最好的”和“唯一的”。

　　肯尼迪遇刺事件要求记者采取不可预测和非常规化的方式行事，这些方式也是媒体长期和独家关注的焦点，使记者有机会在报道肯尼迪遇刺事件时实现一系列“最快”。权威则来自此类报道。

　　记者用“成为最快的”来指代肯尼迪事件发生后盛行的报道风格。在肯尼迪死亡事件中，“成为最快的”这一新闻展现方法不一样于媒体对其他事件的呈现。例如，虽然广播在哈定总统逝世报道中所起的作用挑战了新闻实践的既有观念，但它远没有在肯尼迪遇刺报道中所起的作用那样持久。在此之前，电视记者尚未有机会在报道此类事件中发挥核心作用，当然也不会像在周末刺杀报道中那样有过如此持久的影响。

　　这种情况为记者制定了各种指导方针以便在报道刺杀事件时考虑到自身的权威。首先，没有类似事件可供大多数记者去“排练”培养专业经验。其次，在刺杀报道期间，媒体需要持续报道，这要求记者长时间以并不熟悉的方式行事。因此，肯尼迪遇刺事件所带来的“第一性”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因为它设定了不同于常规报道的环境，而且因为它长时间维持着这种环境。

　　这些情况带来的新闻实践的差异扩展了合适的专业实践的概念。例如，中断计划好的节目并维持这种中断状态被视为不一样的“第一”，它提高了广播电视网的地位。别的媒体也有类似不同寻常的举动，如重刊杂志或发行另一版本的报纸。

　　NBC记者罗伯特·麦克尼尔在刺杀发生当晚很好地阐述了这一事件的新奇之处：“这是记者看出自己在半梦半醒之间仍陷入沉思的那种日子中的一天……在这个时刻有几率发生的事就是你的脑海里有时会想到的最极端的事情，但是你匆匆忙忙地忽略了它，因为最极端的事情永远都不可能发生。你将自己的思绪转回到总是会发生的普通事情上。”当最极端的事情确实发生时，记者一定要通过新办法来进行权威性阐释。这是因为“旧方法”已经没用了，找不到信源、情况未定，可靠的事实核实方法也行不通。与此同时，要求记者提供信息的制度性压力始终存在。因此，信息供给既是一种制度上的需要，也是一个专业目标。这与新技术创造的新需求交织在一起。

　　据记者所述，他们通过临场发挥、重做已完成的任务以及在最后时刻重新组织故事，来恢复其在被指定的任务中的权威。《新闻学季刊》称赞了当地WBAP电视台记者罗伯特·韦尔什（Robert Welsh）的行为，当时警方拒绝让他进入帕克兰医院，但他开车经过路障，穿过街垒，直接冲到了医院入口。在回顾中，梅格·格林菲尔德（Meg Greenfield）回忆了报道是如何“在截稿前被歇斯底里地重新制作出来的”。

　　报刊界也受到了赞扬。仅周五一天，报纸就发布了多达八个“号外”。报纸创造了新的销售纪录，11月26日的《》卖了1089000份，比日常销量增加了近40万份。对已有的新闻报道进行重印、重置与重做都极大地突破了报纸印刷的正常工序。

　　周刊在周五下午截稿前仍奋力工作，受到了公众的认可。三家主要新闻杂志的工作人员都受到了称赞，因为在周末刺杀事件中，“尽管截稿时间紧迫，但是他们仍尽力在杂志上刊登了所有信息”。《新闻周刊》、《时代》周刊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编辑在这些杂志前面的部分留下了足够多的空白，因为他们在最后一刻增加了数十页新鲜内容。《时代》周刊与《新闻周刊》受到了称赞，因为它们重新刊发了两次，一次是在奥斯瓦尔德被杀后，另一次是在《达拉斯新闻晨报》发布奥斯瓦尔德被杀照片之后。《展望》杂志早早将一篇题为《肯尼迪可能会去世》的封面文章送至报刊亭，并向经销商发放了粘贴标签。

　　一个有些心慌意乱的工作人员冲进他的办公室，大喊道：“立刻回到电视前！总统中枪了！”当时是下午1时45分，正值NBC停播午休时间……在技术人员仓促地安装好一条拼凑而成的电话线后，NBC才能告诉全美人民，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中枪了。即使如此，NBC也不能向焦虑的美国民众告知肯尼迪总统的生死，因为它也不知道。在1963年，没有卫星连接，没有微波转播，没有现场记者第一手的报道。瑞安和切特·亨特利坐在壁橱大小的工作室里，不仅要竞相去报道新闻，还要去了解发生了什么。

　　这些故事反映了记者在临场发挥方面尴尬而又成功的尝试。记者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即他们是如何很好地适应了最新的变化，为此甚至不惜重做已完成的任务。最终他们的工作上的能力也很好地反映了雇佣单位的能力。

　　广电行业决定连续报道哀悼者瞻仰肯尼迪灵柩的队伍，这是临场发挥的一次全面尝试。NBC对送葬队伍长达42小时的马拉松式的直播（安静的背景音乐响起时可以播放）是这一决定达到高潮的体现，它在广电行业实属破天荒之举，也被称为“电视最精彩的时刻”。新闻工作者因其良好的新闻品位与新闻敏感而受到称赞，“最后的悼念仪式没有受到报道活动的干扰，这显示了电视报道新闻时的尊严和成熟度”。这些评价表明电视记者临场发挥的能力受到了高度认可，尽管他们在报道哀悼事件时做出的调整与专业记者偏爱的调查式和侵扰式做法相悖。

　　“成为最快的”的另一些报道故事则聚焦在新闻“直觉”或指导记者工作的本能上。对报道刺杀事件及其不可预测的情况缺乏明确的规则，意味着记者并不总是知道该做什么。当汤姆·威克从另一名记者那里听到肯尼迪遭枪击时，他觉得自身就是依靠直觉来报道的：

　　赫斯特头条服务的玛丽安娜·米恩斯（Marianne Means）挂了一个电话，跑到我们一群人面前说：“总统被枪击了，现在在帕克兰医院。”那天我知道了一件事，我想我之前已经知道，但那一天变得更清楚，那就是记者必须相信他的直觉。当米恩斯小姐说出那八个（英文）词时，虽然我不清楚是谁告诉她的，但我知道消息绝对是真的。每个人都相信了……那天记者没有用任何普通方法或花费时间检查及复核事实。他不得不继续报道，与他交谈的人是怎样的，他所知道的人们的反应是什么，两个孤立的“事实”组合在一起又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他骨子里的直觉感受是什么。

　　面对奥斯瓦尔德被一名黑衣男子枪杀这条消息，哈里·里森纳（Harry Reasoner）的“直觉告诉他建议还是不要播出”。记者们承认自己有新闻预感，觉得达拉斯会出现一个“大新闻”；在刺杀发生前的定期新闻通气会上，CBS的新闻主管们已经讨论了在达拉斯发生敌对活动的可能性。还在机场的时候，“通常不会理会机场人群”的《时代》周刊记者休·赛迪“从记者专车的座位上起身，感受到了普遍的紧张气氛”。伦敦《星期日》的亨利·布兰登（Henry Brandon）赶往达拉斯，因为他认为达拉斯可能会出现麻烦。一位奥斯汀的编辑预测肯尼迪在完成达拉斯之旅时肯定会发生啥事，达拉斯的两家报纸则刊登社论要求公众克制对总统的情绪。记者的新闻直觉也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回报，就像CBS记者丹·拉瑟敦促电视网派遣额外的记者来报道肯尼迪的达拉斯之旅一样，至少有一种说法是，拉瑟的这一预感使他在CBS里快速升职。

　　回过头来看，尽管很难明白记者的新闻直觉究竟是怎样偷偷溜进新闻报道的，但在报道一件不可预测以致难以驾驭的新闻事件时，“我早就告诉你是这样”的记者立场却帮他们重新获得权威，通过直觉预测事件的能力被看作真正的专业行为。记者利用直觉来降低“成为最快的”情况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借此抵消他们对新闻事件的一知半解。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故事使得记者可以将他们的刺杀报道视为自然而然且源于直觉的。这样做强化了他们对权威的主张，并且似乎能够尽可能的防止一些报道的差错，尽管依赖直觉这一事实其实就是新闻实践具有适应性的表现。

　　因此，“成为最快的”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记者是如何通过叙事将临场发挥和直觉行为视为新闻的真正标志的。能够迅速应对不可预测的情况，根据预感变通既定报道规则和程序，并正确地做到这一点的能力被吹捧为专业性的标志。记者讲述自己如何依赖临场发挥、重新定义和新闻直觉来有效地报道刺杀事件，因此即使是不被正式的新闻专业实践所看好的行为，他们也称其是符合专业性要求的。这样一来，他们便在重述刺杀事件时为自己建构了另外一种权威角色。

　　当“成为最快的”强调了新闻实践的即兴和直觉维度的时候，“成为最好的”则让记者探索更多的实践形式。例如，在报道肯尼迪遇刺事件时，“成为最好的”意味着迅速传播；在报道他的葬礼时，“成为最好的”则意味着虔诚、慢速、安静的报道。詹姆斯·赖斯顿和弗兰克·麦吉很好地诠释了“最好的”报道的不同形式：赖斯顿在刺杀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写了慰藉性的专栏文章，麦吉则哽咽着发布了肯尼迪死亡的消息。

　　对电视记者来说，肯尼迪葬礼尤其为他们提供了“做到最好”的机会。电视记者为了适应播报送葬者队伍的决策，产生了大量不同以往但又可接受的新闻实践。例如，广电行业因为取消了广告而受到赞扬，根据估算，这一决定的代价是300万美元的直接花费与3000万美元的广告收入损失。电视也因为有效地“对电视有史以来最多的观众进行播放”而得到赞誉。这种赞美往往是以新闻专业技能为背景的。正如行业期刊《广播》杂志所说：“假如没有广电行业从业者在日常业务实践中获得的经验，那么他们对11月22日至25日意外事件的报道是不可能完成的。”

　　讽刺的是，“成为最好的”把在另外的地方可能被认为是专业失误的行为合法化了。例如，在1964年联美电影公司的纪录片《十一月的四天》中，一名当地记者冲进达拉斯电视台，说着“请原谅，我有点喘不过气来，但……”这名记者气喘吁吁地对主播和电视观众说的这番话，成了对肯尼迪遇刺事件最初的介绍。除了成功地传达了新闻的重要性，这句话还表明专业电视评论员的镇定举止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同样地，“成为最好的”还暗示以专业方式来报道刺杀事件需要其他一些可能并不寻常的特质。在一篇题为《如果事情与你有关，你能否保持冷静……》的特别专栏文章中，《星期六评论》通过强调记者的“特殊才能”和“训练”来评估记者的表现。编辑理查德·托宾认为，记者需要“在高度紧张的新闻事件中保持冷静”以完成报道任务。

　　但是“成为最好的”并不代表对所有记者来说都是一回事，也没有一套可以指导所有刺杀报道的规范。这在记者“成为最好的”的不同故事中有所体现，也为记者提供了足够多的背景，使他们可以展现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报道实践。

　　对于许多记者来说，“成为最好的”意味着“成为最专注的”，这可以用为完成指定任务所经历的个人自我剥夺程度来衡量，包括睡眠不足、无暇吃饭以及假装冷静等。梅格·格林菲尔德讲她一直到星期六才能回家，与其他记者走在一起的时候，处于一种“脱离肉体、情绪高涨的亢奋状态”。ABC新闻部总裁说，深夜召开的规划会议使工作人没办法获得超过三四个小时的睡眠。记者比尔·西曼斯（Bill Seamans）“被迫（已持续工作36小时后）休息，他的眼睛因睡眠不足而疼痛不堪，以至于他无法强行完全睁开眼睛”。NBC记者比尔·瑞安一直强忍着情绪，结束播报后才“哭得一塌糊涂”。沃尔特·克朗凯特直到结束节目主持才意识到，“我仍然穿着衬衣，尽管我的秘书几个小时之前就把我的夹克放在我的椅背上了”。在每个案例中，奉献精神都源于记者将公众知情权置于个人基本需求之上的能力。

　　对于其他记者来说，“成为最好的”则意味着“成为最有人情味的”，他们展现出了暂时放弃专业风范的能力。比如用颤抖的声音播送刺杀事件的新闻。一个改稿员“被要求下播，因为他无法继续下去，不得不用另一个改稿员替换”。NBC的弗兰克·麦吉和CBS的沃尔特·克朗凯特都曾在节目中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克朗凯特在向观众播报新闻时，“因为情绪激动而破音，并抹去眼睛里的泪水”，他摘下眼镜，然后又心神不宁地戴回去。

　　后来克朗凯特很高兴地谈论到他如何回应一通来电。在他播报肯尼迪遇刺事件后第一次休息时，他接听了一通打进演播室的电话，来电者谴责CBS允许克朗凯特主持播报。“我是沃尔特·克朗凯特，”他愤怒地说道，“而你是一个该死的白痴。”然后他重重地放下听筒。这类故事的广泛传播表明，记者会用它们来解决刺杀报道导致的个人行为和专业要求之间的不协调。

　　记者在他们的许多故事中都谈到了技术，而“成为最好的”也代表着“成为最精通技术的”。刺杀故事表明了记者所使用的技术的胜利，而这通常意味着记者是用技术而非他们本身来报道事件的。汤姆·威克把他在达拉斯沃斯堡机场时从电视上看到的肯尼迪遇刺现场目击者的采访写入了自己的书面报道中。NBC的弗兰克·麦吉在播送新闻时，手里抓着电话，逐字重复电话另一端记者的话。帕克兰医院外的纸媒记者都挤在收音机周围，等待总统的消息。

　　记者描述了他们如何在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完成了报道任务。威克提到一个事实，即他作为一名报纸记者，那天在没有记事本的情况下完成了在达拉斯的报道。NBC记者比尔·瑞安也有类似的表述，他后来回想起闪光演播室的具体条件时，提到了它“缺乏技术上的先进性”。“我们甚至没有一个固定的新闻演播室，”他说，“我们不得已去所谓的纽约闪光演播室，那是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台黑白摄像机。”丹·拉瑟后来还把一个在悲剧中使用电话的故事变成了一个成功的典范。当时他正在试图通过电话核实肯尼迪的死讯，在某一刻，他在两条线路上同时与达拉斯当地记者埃迪·巴克和纽约办公室的人通话。拉瑟这样回忆道：

　　我一只耳朵听着巴克重复帕克兰医院官员在贸易商城告诉他的事情。我试图同时看、听很多东西。我的头脑在高速运转，试图搞清楚情况，试图保持镇定，试图预见有几率发生的事。当巴克再次说他被告知总统已经死了，我说：“是的，是的。这也是我所听到的。他已经死了。”一个声音传过来了：“是啥状况？”我以为是巴克在问我。事实并非如此。“是啥状况”这句话是一个纽约的电台编辑说的……我当时听到有人在说什么，随后我清楚地意识到了，是纽约办公室的某个人正在宣布“丹·拉瑟说总统已经死了”……我开始对着电话大喊，说我没有授权发布任何公告或别的类型的报告。混乱再次爆发。有人告诉我，我不止一次说了肯尼迪已经死了，我说了两次。现在我搞明白了：我一直回答的不是巴克的问题。

　　拉瑟后来回忆说，当时他一直在思考他这样做可能会产生的后果：“我突然意识到，我可能已犯了一个不可理解且难以原谅的愚蠢错误。”整整半个小时后，官方才确认肯尼迪死亡，等待的过程很紧张。他知道“如果这一条消息错了，我就要另谋职业了”。事实上拉瑟是对的，尽管他惊惶不已，但这成就了他正确使用技术成功报道的传奇。

　　新闻工作者提到的技术工具——记事本、铅笔、摄像机或演播室——都被用来证明他们试图以专业的方式来进行刺杀报道。因此，记者努力弥补事件原始状态的方式构成了讨论专业性的一块基石。记者觉得自身是合法的专业技术人员，因为他们克服了技术的局限性，使技术为他们服务。在记者通过重述确立他们的权威时，这种观点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因此，“成为最好的”使得一些新闻实践变得合法化，记者也通过这一些实践来宣称自己的新闻专业性。在“成为最好的”这一故事中，记者扩大了临场发挥和直觉行为的范围，借由此，他们恢复了对刺杀事件进行重述的权威。

　　“成为唯一的”为记者提供了一种展示个人表现的途径。虽然媒体上满是关于记者如何根据直觉行为而非正式的专业规范来掌控报道的事例，但“成为唯一的”聚焦的是这种行为的个体维度。这些故事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这些人将成为刺杀报道中的名人。

　　“成为唯一的”为某些记者和新闻机构的传奇和实践喝彩。在日常新闻中，“成为唯一的”往往是一种临时性的分类，因为一个记者对一则报道的兴趣是由其他从事同样报道的记者所确证的。因此在周五下午的刺杀事件中，第一条关于肯尼迪死亡的确认信息出来后，就会有许多报道予以跟进。不过，只有第一个确认肯尼迪死亡的记者获得了特殊地位。

　　合众国际社的梅里曼·史密斯一度被认为是唯一一位发送总统被枪击消息的记者，这主要归功于他在记者专车上的前述电话纠纷。威廉·曼彻斯特说道：

　　12点34分，合众国际社发出了公告，两分钟后，总统专车才抵达帕克兰医院。现场目击者还没缓过神来，消息就已经在整个世界传开了。对那些倾向于相信他们听到和读到的每件事的人来说，数字3（枪击次数）似乎得到了权威的认可，许多曾在广场上以为只听到两声枪响的人后来都修正了他们的记忆。

　　一旦记者专车到达可使用公用电话的地方，史密斯就不再是传送肯尼迪被枪杀消息的“唯一一位记者”，但这并没影响此项成就给他带来的地位。后来他因此获得了普利策奖，合众国际社在其内部刊物《合众国际社记者》上再版了他的报道。合众国际社将他的报道称为“一个历史性的纪念品……因为它展示了一位顶级记者怎么样处理他那一代最紧急的突发新闻”。

　　另一个“成为唯一的”的故事是关于KRLD（CBS附属机构）新闻主管埃迪·巴克的，他最先报道了肯尼迪的死讯：

　　我认识的一位在帕克兰医院工作的医生找到我，他正在哭泣……他得知肯尼迪总统已经死了。当我在电话里发布这一消息时，电视网惊慌失措。那时还没有官方公告，信源的有效性受到了质疑。然而，我了解这一个人是让人信服的，所以不断重复说总统已经去世了。

　　在一位观察者看来，巴克决定在未经官方确认的情况下宣布总统的死讯，这可能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新闻事件……也是广电新闻史上对单一信源进行的最伟大的仓促判断之一”。

　　其他“成为唯一的”的故事在刺杀事件发生后很久内仍然是独家新闻。沃尔特·克朗凯特拿掉眼镜擦拭眼泪的举动，为主持新闻节目增加了新的限制，但很少有记者认为这是可以效仿的行为。相比之下，托马斯·汤普森（Thomas Thompson）在警方找到奥斯瓦尔德的妻子和母亲之前就对她们进行了独家采访，他的独家新闻“远胜于《生活》杂志所做的其他采访”。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在肯尼迪葬礼后对杰奎琳·肯尼迪进行了采访，将肯尼迪时期命名为“卡米洛特”（Camelot），这一比喻在新闻界流行多年。在这次采访中，杰奎琳·肯尼迪透露，她的丈夫在睡觉前喜欢播放音乐剧《卡米洛特》的唱片。

　　有时，“成为唯一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记者将报道失误转化为报道的胜利。在奥斯瓦尔德被杀的那个早上，哈里·里森纳正在CBS主播台上工作：

　　奥斯瓦尔德被枪杀的那一刻，CBS正在播放来自华盛顿的现场报道……里森纳正在一台闭路监视器上收看关于奥斯瓦尔德的报道，他看到了或者至少看到有一些事发生了。虽然里森纳以往很少表现出情绪失控，但是此时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又坐下去，尖叫着要求控制室转线到达拉斯……几秒钟后，转线成功……幸亏有录像带，CBS很快就能播出枪击案的“即时回放”。

　　有趣的是，CBS“错过”了对该事件的最初报道这一事实，从机构的角度来看就变得十分耐人寻味，刺杀的场景虽然被CBS的摄像师记录了下来，但直到事后才在电视上播出。因此，记者确实“在场”，只是没有正真获得机构的合法化或是支持。

　　记者还讲述了更多字面意义上的“成为唯一的”的故事：理查德·斯托利是特勤局特工观看扎普鲁德影片时“唯一在场的记者”；亨利·布兰登是11月22日在达拉斯的唯一的外国记者；詹姆斯·奥尔特根斯是唯一一位拍摄到肯尼迪遇刺现场照片的专业摄影师。与这些故事缠绕在一起的是一种青史留名的观念：汤姆·佩蒂特之所以“在奥斯瓦尔德被枪杀的现场创造了电视的历史”，正是因为他曾是出现在电视直播中的“唯一一位电视记者”。

　　因此，记者运用关于刺杀报道的媒介化叙事更多反映了既有的新闻实践界限。当指导如何报道刺杀事件的线索无法在正式的专业规范中获得时，记者用失误的故事来表达他们对报道是否恰当的关切，用成功的故事来彰显他们的现场判断和新闻预感。无论是有关报道失误还是报道成功的故事，都嵌入了一种关于专业性、技术和维护新闻权威的替代性方式的话语。

　　记者使用叙事重现了他们进行积极的自我评价的三种方式。第一，“成为最快的”通过强调记者的即兴和本能行为，开创了正式的专业行为规范。第二，“成为最好的”阐述了允许记者按照直觉行事和临场发挥的活动范围。第三，“成为唯一的”则将记者个人与专业性的即兴和直觉特质联系起来。对这些“成为最快的”“成为最好的”“成为唯一的”观念的依赖表明，新闻专业性从不道德的新闻竞争中走出了多么有限的一段距离。

　　关于刺杀报道的媒介化话语的大量激增表明，它被不断巩固成一起对专业记者至关重要的事件。记者间的非正式网络使他们能够通过使用话语重组已有的新闻实践标准，这不是偶然的。这些网络有助于增强记者作为一个独立的阐释共同体的地位，而证明其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话语的不断循环反过来又强化了这一共同体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