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追踪报道一个志愿平民组成的战斗小组，目睹了他们光荣前进和壮烈牺牲。
维克多·亚采尼克的手机收到的信息很模糊，令人担忧。在附近的某个地方，乌克兰士兵触发了一枚地雷，死伤惨重。
这位曾经的木匠和他的队友，包括一位商店招牌制作者、一位拳击爱好者和一位计算机科学学生，开着一辆破旧的越野车和一辆皮卡，在事发地点汇合。
乌克兰的军队需要在东部前线做一些危险的事情时，会打电线多人组成的兼职军人，从无人区带回战士尸体，指引对村庄的攻击，并悄悄穿过森林，用空中无人机猎杀俄罗斯人。
这位44岁的老兵带领7名士兵排成一列，沿着一片田野的边缘寻找伤亡人员，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跟着他们。这些人对村庄和田地很熟悉。当俄罗斯军队出现在附近时，南部的一个小村庄慢慢的变成了团队的家，而森林和田野则是他们的地盘。
曾在英国军队中担任预备役军人的维克多，是队伍的领导者。他被称为布列塔尼茨（Britanets，或Brit）。他在英国生活了25年，有英国护照，说话带着伦敦口音，会为客人提供奶茶。
他的母亲独自抚养他长大，热衷于乌克兰民歌，向他灌输了永不褪色的爱国主义精神。
战争开始后，维克多前往乌克兰参战。他在东部加入的部队，成员以近乎鲁莽的勇敢来弥补自己军事经验的缺乏。这支部队被命名为“斯卡拉”或“岩石”，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一位体型硕大的陆军少校，与演员德韦恩“岩石”约翰逊有几分相似。
他从各种地方召集具有类似精神气质的人，并想办法为提供稳定的装备和食物供应。
最近俄罗斯撤退了，几个月的高度紧张有所缓解。9月的那天，一些人没有穿防弹衣，有些人穿了T恤衫，一个人挥舞着金属探测器，但没什么用，又收了起来。
当团队沿着道路行走时，经过了被烧毁的装甲车、反坦克地雷，还有丢弃的武器和衣服。最近的雨使道路变成了厚厚的泥土，他们走着走着，泥土就粘在了靴子上。
队伍走到了一个弯道上，大约500码的距离。我们以为伤亡者会在转弯处。一声爆炸响起，闪过，裂开，震动了地面。我本能地躲了起来。
爆炸的回声渐渐消失，归于寂静。烟雾从右边的树上飘了过来。几名士兵倒在泥泞的土地上。
10个月来，乌克兰的军事成就令世界震惊，这中间还包括收复了俄罗斯进攻时失去的一半领土。
乌克兰的努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接职业军队的志愿者。这是一项全新的军事试验，起初是出于权宜之计，后来没想到，分散的指挥权，反而使乌克兰在对付笨重的俄罗斯军队时获得了优势。
这些部队通常以其指挥官的名字命名，如斯卡拉。他们与筹集资金和提供设备的志愿者合作，弄到无人机、电源箱和皮卡。士兵们一样被征召入伍，并遵循标准的指挥系统，但有更大的自由度来选择任务，与当地的其他单位协调，并自行找出实现目标的最佳方法。
乌克兰有很多经验比较丰富的士兵。自2014年以来，他们在东部一直与俄罗斯准军事部队进行场低水平的战争。但俄罗斯正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做准备，已经召集了30万名预备役军人，并将经济转移到战争状态。
乌克兰没办法承受人员损失。官员们说，多达13,000名乌克兰军人阵亡，还有数万人受伤、被俘或失踪。许多人是无经验的前平民，他们边打边学习。
在斯卡拉小组的八名成员中，只有两名还在前线。已经有三人被杀，两人身体不再适合服役，一人在医院康复中。
斯卡拉小组的成员佩戴着印有反坦克武器和无人机的徽章。当被问及部队最重要的资产时，斯卡拉说，“我的人”。
2月24日俄罗斯进攻后的几天，维克多离开了他在英国牛津郡居住的农舍，前往战地。妻子尤利娅告诉我，当有事情需要做时，他并不是那种坐等的人。
去年12月，在访问她工作的护理院时，他说自己不希望像那些老人一样，最终坐在那里沉默不语，一动不动。
“你在说什么？” 尤利娅反问道。“没有人会在战争中死去。这年头谁还想发起战争？”
维克多前往机场后，尤利娅觉得他不会有事，因为他总是很小心。她说，在木匠工作中，在钻洞前他会反复检查测量结果。
抵达乌克兰后，他成为布列塔尼茨，与来自康涅狄格州诺沃克的退役美国陆军上士詹姆斯·巴斯克斯会合，后者是来自愿提供战斗技能的。
他们一拍即合，前往基辅与朋友会合，他们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慢慢的开始在反坦克导弹的帮助下伏击俄罗斯部队。
他们的战友们没什么经验。一个人加入战斗的时候，居然穿着运动鞋和鲜红的上衣，美国人说，“你会害死我们”。
在一次小规模战斗后，布列塔尼茨拍摄了一段视频，他的美国队友站在一辆被摧毁的俄罗斯坦克前。布里塔尼亚茨从摄像机后面喊道，“欢迎来到美国！”
布里塔涅茨会在WhatsApp上给尤利娅打电话，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对自己的队友和友情津津乐道。
她说，“我还是无法相信你去了乌克兰，去参加一场战争，那里的人们正在死去，而你在那里却如此快乐。”
3月底俄罗斯军队从基辅撤退后，布列塔尼茨向东前往巴尔温科夫，这是一个约有8,000人的城镇，以17世纪哥萨克领导人的名字命名，他把这里建成了一个要塞。
对俄国人来说，这里是一个新目标。如果俄罗斯能够拿下该镇，就可以向南进攻，并与向北推进的部队汇合。这将把乌克兰的一些最好的部队困在东部，其中许多人已经在那里战斗了多年。
布列塔尼茨加入的团队，目的是阻止俄国人。部队指挥官是33岁的尤里·哈卡维少校，简称斯卡拉。战争一开始，他和几十个人就伏击了俄罗斯坦克纵队。
现在，他们正在帮助乌克兰的第93旅，一支身经百战的机械化部队，将俄国人挡在巴尔温科夫以北。
这个地区在二战期间经历了残酷的战斗，到处都是纪念碑。在与俄罗斯开战之前，志愿搜索队仍然会从黑土地上挖出遗骸。
他的助手在征兵办公室寻找合适的新兵。正好团队中的一名当地成员在巴温科夫的一所房子里发现了一群士兵，他们不属于任何官方单位。
这支八人小组从基辅来到这里，曾在一个名为“兄弟会”的志愿部队服役，部队的领导层据称是极右的宗教民族主义。许多人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还在于这是获得武器的最快方式。
其中有32岁的伊万·什皮耶沃伊，一名粗鲁的拳击手，在网络广告公司工作。伊万最近从自己的母语俄语转到了乌克兰语。他的母亲独自抚养他长大，现在仍然住在一起。
他的母亲说，他在20岁出头的时候就开始和一群坏蛋混在一起，并参与打架斗殴。在一次去警察局接他的路上，他妈妈让他坐下，告诉他：“在生活中，我只能帮助你一次，然后你就得靠自己了。”
伊万与麻烦制造者拉开了距离，并更认真地学习了拳击。大约在当时，一位年长的邻居找到了他妈妈，“我想为你的儿子感谢你。
战争开始时，伊万在征兵办公室尝试了三天，但没有成功，他跳上了前往基辅的火车，并与兄弟会签约。
他很快就和一名18岁的营地辅导员和实习汽车机械师丹尼斯·潘克维奇会合。他们在第一个晚上就打成一片，大家都在笑丹尼斯是如何不小心开枪打到大学演讲厅的，他三月初就住在这里。
丹尼斯取了个化名Kontrabas（康特拉巴斯），意思是大提琴，但也是违禁品的俚语，因为他曾经向波兰走私香烟。伊万因其蛮横的举止和对俄国人计划干点什么的丰富多彩的描述，而被叫为萨迪斯特（Sadist 虐待狂）。
战争现实一开始让他们惊呆了。在夺回一个村庄的任务中，康特拉巴斯回忆说，他在一堵墙后面躲避迫击炮火，昏昏沉沉地待了15分钟。
康特拉巴斯决定，既然缩在掩体里也会被杀死，所以最好是去战斗。他走了出来，开始向队友中更有经验的战士学习。
斯卡拉继承的这支队伍是一个混合体。拉迪克是39岁的波兰，口齿不清。为何需要来这里战斗？他只是说，“这是正确的事情”。
非正式的领导人是39岁的科斯蒂安·鲁萨诺夫，他和妻子以及11岁和13岁的女儿住在基辅郊区，在那里经营销售商店招牌的生意。
当入伍并被问及名字时，他回答说“Nema”，意思是没有。于是他就被称为尼莫。
斯卡拉从团队中为小组指派了一名指挥官，并在5月派他们执行第一次任务，收回第93旅一名侦察员的尸体。小组利用一架四旋翼无人机扫描，徒步出发。
他们带着一根绳子，担心俄国人可能已在尸体上埋了地雷。他们找到了死者，把绳子绑住，然后拉动。
突然，一名士兵的步枪卡在腰带上走火，惊动了俄国人，于是随行的93旅步兵开始与俄国人交火，这些步兵跟随斯卡拉，是为了挖掘新的前沿阵地。
俄罗斯在大炮方面具有压倒优势，乌克兰每发射一发炮弹，俄罗斯就发射10发。由于缺乏弹药，乌克兰部队更专注于准确性，常常使用无人机。
日复一日，尼莫和队员们将乘坐一辆皮卡出发，然后徒步进入前线之间的领土，侦察俄罗斯阵地。他们会让无人机上去寻找目标，并报告给总部。在巴温科夫南部一个村庄的房子里，指挥官会将数据转发给炮手。
一个接一个，他们开始失去队友。飞行员Keks，即Cookie（曲奇饼），他独自带着无人机冲出去寻找一辆俄罗斯坦克。刚从车里出来，一发炮弹就在附近爆炸，他被炸死了。Rosomakha，即金刚狼，也因为旧伤而退出。
在家的时候，他开车的速度超过了每小时120英里。他说，“战争中没有健康的人。我们都对某些东西上瘾。”
他与萨迪斯特的关系慢慢的变好，后者就像一个哥哥，有一个坚硬的外壳，但对允许接近的人有柔软的一面。康特拉巴斯制作了一段视频，其中他在一辆面包车里听着音乐胡闹，嘴唇上挂着一支烟。
坐在旁边的萨迪斯特瞥了他一眼，然后笑了。萨迪斯特也拍摄了一部康特拉巴斯驾驶无人机的影片，“我们的飞行员在工作。真是个流氓”。
斯卡拉团队规模已经扩大到100多名战士。夏天，乌克兰人开始发动攻势。他们精心准备了对迪布利文的攻击，这是巴温科夫北部的一个村庄，将使他们可以进入更高的阵地。
尼莫的队员们花了五天时间侦察，找到了俄罗斯的装甲车和阵地，并指挥炮兵进行打击。他们会花几个小时来录制视频，以便更好地了解这片土地的情况。
突击行动由斯卡拉的小股部队领头，93旅的部队紧随其后，他们徒步突入村庄，在中心地带集合。尼莫的任务是利用搜集到的知识，带领步兵前往村庄。
当尼莫的队伍走到一片满是俄军隐蔽阵地的森林时，他们听到了从树上传来的爆炸声。俄国人正在逃离，如此匆忙，以至于他们触发了自己部下的诱杀装置。
乌克兰人毫发无损地进入了这个废弃的村庄。从附近的高地，他们可以更远、更准确地打击其他俄军控制的低地。
有一次，康特拉巴斯驾驶无人机飞行了6英里，创造了斯卡拉飞行员的记录，提供的画面帮助炮兵摧毁了几辆俄罗斯坦克。
9月10日，尼莫和康特拉巴斯去侦察俄罗斯控制的村庄布拉日基夫卡的敌人阵地，但在那里找不到任何俄罗斯人。
斯卡拉团队一片庆祝气氛。他们在村子里飞驰，寻找俄国人留下的战利品车辆，并参观了他们遗弃的地方。
9月17日，第93旅的电话打破了乌克兰人的庆祝气氛。军官告诉斯卡拉的一名高级助手，两名军官、一位战斗工程师和一名司机，在寻找失踪人员的尸体时触发了地雷。
他跳进一个当地人驾驶的起亚越野车里，另外三个人挤在后面。Metr，即梅特（Meter），一个23岁的巨汉，长发束在斗笠下面；比利（Biliy），又叫怀特（White），一个计算机科学学生，在一个放克爵士乐队里弹吉他；哲卡（Zheka），一个瘦弱的人，自从遭受脑震荡后一直不稳定，要求不要被派往前线。
华尔街日报报道小组带着一名当地视频记者跟在后面。英国人试图给没有受伤的工兵打电话，询问他们的最新位置，但无法接通。
我们勉强通过一座受损的桥，然后向右转入一条通往布拉日基夫卡村的泥泞道路，几天前布里塔内茨曾在那里升起乌克兰国旗。汽车在泥泞的道路上左右滑动，经过二十几辆失去能力的俄罗斯装甲车。
汽车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一条路向左走，回到村子里。另一条直走，右边有一排树。一辆绿色皮卡坐在路口，上面坐着尼莫的队员，萨迪斯特、拉迪克和一个叫切赫的新兵，也就是捷克人。
梅特在寻找发射无人机的USB-C电缆，但没有成功。本来，从天空中看到的情况会告诉他们，工兵已经把受伤的人拖到了我们刚刚离开的道路上，而且两人都很安全。
布里塔尼茨指示每个人把武器留在车上。他们可能会把人拉出来，少带些装备会更好。他留下了头盔，其他人也一样。一些人，包括萨迪斯特，没有穿防弹衣。这不是他们的标准做法。
士兵们沿着树木和田野之间的一条小路出发，然后拐下一个堤坝，进入一条土路。
地面因最近的雨而变得很厚重，在靴子上结了块。几百码后，我们遇到了一排反坦克地雷，绿色的金属盘，有披萨大小，中间有引信，会因车辆的重量而被引爆，但可以安全地步行绕行。我们匆匆走过。
波兰老兵拉迪克在他面前晃动着一个金属探测器，它不停地发出哔哔声，由于地面上到处都是弹片，所以变得毫无价值。他把它关掉了。萨迪斯特拿起一个俄罗斯火箭发射器作为战利品。
在前面，布里塔尼亚茨走到了一个弯道。他一定没看到前面的铜线，铜线连着一枚杀伤性地雷，一个长方形的塑料盒，大约有钱包那么大，隐藏在右侧10码处的树木间的草丛后面。剪刀腿被挖进土里，以固定位置。
当布里塔内茨踢到线上时，电线拉动了导火索上的一个销子，从而释放了一个弹簧式冲头，冲头撞上了冲击帽并引爆了雷，这引爆了地雷中的炸药，并把数以百计的小金属片以弧形方式，推向布里塔尼亚和他身后的士兵。
有几个人倒在了地上。所有人都沉默不语。布里坦内茨没有动。然后有人哭了，“我被击中了。”
没有受伤的人蜂拥而上，围着受伤的人。尼莫看到血液浸透了他的衬衫和裤子的右侧，在梅特的帮助下，设法给腿和胳膊打了止血带。
萨迪斯特跪在地上，抓着自己的内脏。拉迪克将一块纱布紧紧贴在脸上，试图阻止他嘴里的出血。
爆炸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能够正常的看到布列塔尼茨躺在后面，在右边。萨迪斯特在左边。
我们找到了一个缓慢但稳定的节奏。他的体重拖住了我的右侧，每走一步都很重。我试图让在已走过的道路上保持直线前进，担心如果我们走错了，会有更多地雷。
走了几分钟后，发现三辆满载士兵的装甲车正沿着铁轨缓缓行驶。我们停了下来，打电话寻求帮助。
尼莫正在变弱。我把我的肩膀更深地塞到他胳膊下面，以更好地支撑他的体重，气喘吁吁，“来吧，你能做到的。”
有几个人从装甲车上跳下来，冲过来。他们开始照顾尼莫，于是我慌忙跑到相对安全的轨道上。
“伙计们，我被炸死了，你们可以离开我，”萨迪斯特着说。比利后来告诉我。
他们试图把他抬到一个轻便的帆布担架上，但担架破裂了。萨迪斯特浑身都是泥巴。哲卡将萨迪斯特的双腿抬到他的肩上，比利试图抬起他的身体。
车上的部队带来了一个担架，把他抬到了公路上。他的脸色惨白，嘴巴张开，五官扭曲。萨迪斯特的T恤，在他的肝脏周围，能够正常的看到一个小缝隙，血渗了出来。
我们把他翻到一边，检查他的背部是否有出口伤。没有。那块碎片一定是切开了他的内脏。
这个肌肉发达的拳击爱好者的生命正在逝去，他不再说乌克兰语，而是恢复了他妈妈对她的小儿子伊万所说的俄语。
“求求你，”伊万弱弱地说。他抓着自己的裤子，试图释放内脏中积聚的血液的压力。
“求你了。”伊万恳求道，突然甩动手臂，似乎想把自己拖起来。“我不能躺在这里。”
我们去检查其他伤员的情况。尼莫的腿伤并不严重，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他身上的血一定来自手臂，那里的止血带已经松动。比利从后面抱住他，当李拉开绷带时，我紧紧抓住他的胳膊。血液喷到了空中一英尺。
“告诉他这将会很糟糕，”我们的安全顾问李告诉我。他拿起一包专门用于止血的纱布，塞进尼莫的手臂。尼莫尖叫起来。
一些士兵将他从担架上抬到一条印有狮子图案的毯子上。他的右臂翻到一边，露出了一个纹身，上面写着，“祝你好运”。
两天后我们见到斯卡拉时，他说，这是这个小组第一次输给地雷，对这些战友没能发射无人机感到遗憾，因为也许那样他们会看到通过大路更安全的路线。
事件第二天，康特拉巴斯给萨迪斯特的母亲打电话，告诉她伊万已经死亡。他认为这个电话最好来自熟悉萨迪斯特的人，而不是一个不知名的官员。当康特拉巴斯听到朋友的母亲泪流满面时，感到一阵愧疚。
伊万如愿以偿地死了，他的妈妈说，回忆起他在2月出发前的话，“妈妈，如果我在战争中死去，这是我最想要的死亡。”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波兰老兵拉迪克做了几次手术。地雷碎片击中了一条神经，使脸部瘫痪。他不得不重新学习说话和吃饭。
他说，缺乏训练、中层指挥不力和缺乏专业精神让乌克兰损失惨重。他说，这些人很勇敢，但他们被扔进了一个绞肉机，绞碎了年轻人和经验比较丰富的战士。
在他回来后不久，他们的另一名队员，一名30岁出头的男子，在战斗中丧生。这样一来，兄弟会原来的八人小组中只剩下尼莫和康特拉巴斯还在前线。
在英国，尤利娅还在哀悼维克多——布里塔尼亚茨。她知道丈夫是一个热情好客但又一丝不苟的人，想知道他是否如此专注于拯救他人的任务，而忽略了自己的安全？
维克多的骨灰被埋葬在乌克兰西部他祖母的村庄，他曾计划在那里与尤利娅一起退休并翻修祖屋。当地市长允许他被埋葬在一个纪念馆，那里纪念早先几个世纪试图建立乌克兰国家的英雄。
然后，几十名哀悼者唱起了乌克兰国歌，这是一首颂歌，歌颂为了自由付出的代价，其中倒数第二句是这样写的，“我们将为自由，牺牲我们的灵魂和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