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北京首都机场上空飘着细雨。在等待美国总统尼克松专机到达的几天前，一架美国运输机悄然降落。很快，机组人员从飞机上卸下了一个神秘的巨大集装箱。当＂空力一号＂最终降落时，周恩来总理站在机场迎接。他敏锐地注意到，尼克松身后的安全官员手中紧握着一个神秘的黑皮箱。当晚，这个看似普通的＂黑匣子＂，让总理震惊不已。两年后，一封来自三位年轻人的信件，与这个＂黑匣子＂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联系。这个看似偶然的历史巧合，为何会成为周总理生命中最后一个批示？而这个批示，又将如何改变中国的通信历史？
1972年2月19日清晨，北京首都机场一片忙碌。一架挂着美国空军标志的C-130运输机缓缓降落，这是尼克松访华先遣队的专机。与以往外国政要来访不同，这次美方要求在机场安装一套特殊设备。
＂请立即清空3号货运区！＂机场调度室里传来紧急通知。很快，十几名美方技术人员开始紧张地布置现场。他们从运输机上卸下了一个巨大的集装箱，箱体上印着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标志。
＂这是什么设备？＂中方工作人员好奇地问道。美方技术主管简单解释说，这是一套临时卫星地面接收站。不到4小时，一个庞大的锅状天线日上午，＂空军一号＂即将降落时，美方又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细节。尼克松的空军一号专机在即将降落时，忽然改变了原定航线，在首都机场上空盘旋了一圈。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了校准卫星信号。
当尼克松走下舷梯时，他身后的安全官员亚历山大·黑格手中，握着一个约40厘米长的黑色手提箱。这个造型独特的箱子立即引起了在场人员的注意，尤其是它顶部装有一个小型天线，更显得与众不同。
当天晚上的欢迎宴会上，发生了一个令周总理印象非常深刻的场景。尼克松端着酒杯，笑着对周总理说：＂总理先生，您知道吗？就在刚才我们见面的画面，已经通过卫星传回美国，全美国人民都在观看。＂
这句话让在场的中方人员都感到惊讶。原来，那个神秘的黑色手提箱是一个便携式卫星通信终端，通过与机场安装的地面站配合，可以将视频信号实时传送到美国。
更让人吃惊的是，第二天的参观活动中，美方新闻团队居然可以在现场进行实时转播。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外架设了一套小型发射设备，通过那个＂黑匣子＂将信号传回美国。当时的《人民日报》记者发现，每当尼克松一行到达一个新地点，美方技术人员总会提前架设好这套设备。
第三天下午，周总理专门询问了这套设备的技术细节。美方技术人员向他介绍说，这套系统利用了同步轨道通信卫星，能轻松实现全世界内的即时通信。而那个神秘的黑匣子，其实是一台微型卫星信号发射器，重量不过十几公斤，却能将信号发射到3万多公里外的太空。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的场景，与半年前尼克松来访惊人地相似。这一次，日方带来的通信设施更先进。在北京机场，日方技术人员仅用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一套便携式卫星地面站的安装。这套设备比美方的体积小了近一半，但传输效果却毫不逊色。
田中角荣的随行人员中，同样有人携带着一个特制的黑色手提箱。这个箱子比尼克松团队使用的设备更精致，重量仅有8公斤。日方外交官介绍说，这是利用他们最新研制的CS卫星通信系统，能轻松实现全天候的即时通讯。
在与周总理会谈时，田中角荣特意谈到了日本的通信技术发展。他说道：＂自1963年我们开始研制通信卫星以来，现在已经成功发射了3颗实验星。预计到1974年，日本将建成覆盖整个太平洋地区的通信卫星网络。＂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国际通信方面，中国完全依赖于地面微波和海底电缆。这种通信方式不仅容量有限，而且极易受到地形和天气的影响。每当遇到恶劣天气，国际通信经常会中断。
1973年初，一份来自邮电部的统计报告数据显示，全国仅有370万部电线部。而同期日本已达到每千人300部，美国更是高达600多部。在通信卫星方面，中国还是一片空白。
这种落后的通信条件，慢慢的开始严重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73年春节期间，全国各地打长途电话要等待的时间平均达到了12小时。很多重要的经济活动因为通信不畅而被迫推迟或取消。
更为关键的是，在国防通信方面，这种落后也带来了潜在的安全风险隐患。没有卫星通信系统，就无法建立可靠的远程指挥网络。尤其是在遭遇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时，地面通信系统极易瘫痪。
1973年下半年，邮电部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通信工作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讨论发展卫星通信的可能性。参加会议的专家指出，如果继续依赖传统的地面通信方式，仅仅要实现全国各县通电话的目标，就需要投入数百亿元，还要花费十年以上的时间。而若能够建立卫星通信系统，不仅投资大幅度减少，而且建设周期可以缩短到3-5年。
1974年8月15日，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件摆在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上。这封信的署名是上海无线电研究所的三位年轻工程师：张书恒、李明和王德华。信中详细描述了他们在研究卫星通信技术过程中的一些发现和建议。
这三位年轻人都是1968年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的。当时正值＂文革＂期间，他们被分配到上海无线电研究所。与其他同学不同的是，他们没被下放到农村，而是被安排在一个特殊的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是研究国外最新的通信技术发展动态。
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他们有幸参与了美方卫星通信设施的技术对接工作。通过近距离接触这些设备，他们对卫星通信系统有了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在与美方技术人员的交流中，他们掌握了许多关键技术细节。
随后的两年里，这个年轻的团队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他们收集了大量国外技术资料，还自行设计制造了一些实验设备。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信号处理方法，可以大幅度提高通信质量。
更重要的是，信中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利用现有的技术条件，中国可完全在两到三年内建成自己的卫星通信网络。为了证明这个设想的可行性，他们还附上了详细的技术论证材料和实验数据。
这封信引起了周总理的格外的重视。9月初，他派人专程前往上海，当地考验查证了这个研究小组的工作。考察组发现，在简陋的实验室里，这些年轻人用废旧零件拼装出了一套实验系统。虽然设备简陋，但关键技术指标已达到了实用水平。
考察组还了解到一个感人的细节。为了节约经费，这些年轻人自己动手制作零件，经常工作到深夜。他们的工资很低，但没有一个人抱怨。李明的妻子后来回忆说，那一段时间他们家经常揭不开锅，但李明从来就没想过放弃研究工作。
考察组回京后，向周总理作了详细汇报。报告中特别强调了这个团队的创新能力和实干精神。虽然他们年纪轻，资历浅，但展现出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的能力。
这封信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的时机。当时，全国正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很多科研工作都受一定的影响。但这三位年轻人顶着压力，坚持进行技术创新，展现出了难得的专业精神。
考察组的报告还透露，这个研究小组已经与清华大学、中科院等单位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多位院士的认可，有些技术方案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国际水平。这种自主创新的态度，正是当时中国科技发展最需要的。
1974年9月28日，周总理在协和医院的病房里，批阅了一份关于发展卫星通信的请示报告。这份报告是基于上海三位年轻工程师的建议而制定的。在报告的最后一页，周总理写下了＂同意立项，应予支持＂八个字。这成为了他生命中最后一个重要批示。
这份报告的形成过程颇为曲折。9月初，考察组从上海返回后，立即组织专家对三位年轻人的建议进行论证。专家组认为，他们提出的技术方案具备极其重大的创新价值，特别是在减少相关成本和简化设计方面的思路非常实用。
9月15日，邮电部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如何推进这项工作。会议确定了＂自主研发、分步实施＂的根本原则。考虑到当时的技术和经济条件，决定先从地面设备开始，为后续发射通信卫星做准备。
9月20日，国务院科技组对这一个项目进行了评估。评估组特别指出，这一个项目不仅对改善国内通信条件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国防通信系统的建设也具有战略价值。
9月25日，一份完整的项目建议书摆在了周总理的案头。建议书详细分析了项目的可行性，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步骤。第一阶段计划在全国建设100个地面站，重点解决偏远地区的通信问题。
就在周总理审阅这份报告的同时，上海的研究小组传来了新的进展。他们成功研制出了一套改进型接收设施，灵敏度比原来提高了3倍。这个突破意味着，可以大幅度减少地面站的天线尺寸，以此来降低建设成本。
得知这一消息后，周总理立即要求将这个最新进展补充到报告中。9月28日上午，修改后的报告送到了医院。尽管身体健康情况欠佳，周总理仍然仔细阅读了全部内容，并在当天下午作出了批示。
这个批示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影响深远。10月初，国务院成立了专门的项目领导小组。第一批建设资金很快落实，这中间还包括100万元支持上海研究小组扩大试验规模。
更重要的是，这个批示为后来中国卫星通信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项目领导小组提出了＂先地面、后天上，先试点、后推广＂的工作思路，避免了贪大求全的倾向。
11月初，上海的三位年轻工程师被调到北京，参与项目的具体实施工作。在此之前，他们专门去医院向周总理汇报了工作设想。虽然会面时间很短，但周总理对他们说的一句话令人难忘：＂要把通信卫星办成为人民服务的工程。＂
这个批示的特殊性还在于它的历史背景。当时正值＂文革＂后期，很多建设项目都受一定的影响。但在周总理的支持下，这一个项目得以顺利启动，并保持了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发展形态趋势。即便在其他领域大批科研项目被迫停滞的情况下，卫星通信的研究工作仍在继续推进。
1975年2月15日，在内蒙古的阿拉善盟，第一个试验型卫星地面站建成并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这个偏远的戈壁小镇，成为了中国卫星通信发展历史中的重要一站。当地牧民第一次通过卫星信号收看到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打破了这片广袤戈壝地区与外界长期隔绝的状态。
这个地面站的建设过程充满艰辛。1974年12月，由上海三位年轻工程师带队的技术小组来到这里。当时正值隆冬，气温低至零下30度。在没有一点机械设备的情况下，他们带领当地民工用最原始的方式搭建天线基座。
为了节省经费，设备安装全部由技术人员自己动手。王德华在日记中记载：＂今天终于把3米天线架起来了，这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新型天线，重量只有国外同种类型的产品的三分之一。＂
3月1日，第二个地面站在云南怒江州建成。这里的地形比内蒙古更复杂，设备一定要通过人力搬运到海拔3000米的山顶。当地的傈僳族群众自发组织了一支200人的运输队，用了整整一周时间才把所有设备运上山。
到1975年底，类似的地面站在全国已经建成了12个。这些站点的选址都很有特点，大多分布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每建成一个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一个区域接入了全国通信网络。
1976年初，一个重要的技术突破使项目进入新阶段。上海研究所成功研制出了更先进的信号处理设备，可以同时传输电视、电话和电报信号。这项技术立即在现有站点推广使用，使地面站的功能大为增强。
同年4月，青海玉树州的地面站建成后，一场突发事件证明了卫星通信的重要价值。当地发生强烈地震，地面通信线路全部中断，只有卫星通信保持正常工作，成为灾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
这些地面站的设计特点充足表现了中国工程师的创新精神。他们根据各地真实的情况，对设备做了大胆改进。比如，在西藏那曲的站点，针对高原缺氧的特点，特别设计了全自动控制系统，使设备能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运行。
到1976年末，全国已建成25个地面站，基本形成了覆盖边疆省区的通信网络。尽管这些设备从今天看来十分简陋，但它们承载了中国通信事业的重要一步。每个站点都记录着许多感人的故事，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科技工作人员的奉献精神。
在新疆阿勒泰的地面站，技术人员克服了零下40度的严寒，创造性地使用了防冻技术，使设备在极端天气下依然可靠运行。在广西百色的站点，未解决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工程师们设计了太阳能供电系统，成为全国第一个使用新能源的通信设施。
这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地面站，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在中国的版图上织就了一张通信网络。它们不仅改变了边远地区的通信条件，更为后来中国自己的通信卫星奠定了基础。每一个站点都是一个重要的坐标，标注着中国卫星通信事业发展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