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的。在此之前广场刚修缮一新,迎来新中国的成立。
1949年的开国大典为什么选在10月1日下午3点举行?主席按动电钮升起五星红旗的自动装置是由谁提出并设计的?庞大复杂的组织筹备工作如何?1949年的开国大典虽已过去60年,但它依然保持着巨大的历史魅力。在金秋十月举国上下隆重庆祝建国60周年之际,军旅作家林玉华撰写的《开国盛典》,为我们再现了当年激动人心的历史场景。
一九四九年的开国大典为什么选在十月一日下午三点举行?主席按动电钮升起五星红旗的自动装置是由谁提出并设计的?庞大复杂的组织筹备工作如何?一九四九年的开国大典虽已过去六十年,但它依然保持着巨大的历史魅力。在金秋十月举国上下隆重庆祝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军旅作家林玉华撰写的《开国盛典》,为我们再现了当年激动人心的历史场景。
1949年,形势的发展出乎人们意料地迅猛。人民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百万大军。占领了蒋介石的后,旗从的旗杆上砍落下来。
新政协筹备会在已解放了的北平顺顺利利地进行。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选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下设6个工作小组,分别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代表名额,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大会宣言,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等工作。
在周恩来的直接组织下,开国典礼筹委会成立了阅兵总指挥部,由担任总指挥,杨成武(第20兵团司令员)、唐延杰(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唐永健(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处长)、刘仁(北平市委第二书记)、肖明(北平市总工会主席)和肖松(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平市委书记)为副总指挥。总指挥部下设阅兵指挥所,杨成武兼任指挥所主任,唐延杰兼任副主任,统一负责受阅部队的调度指挥。
距离开国阅兵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杨成武、唐延杰受命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筹委会的直接领导下,主持起草《阅兵典礼方案》,包括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以及受阅前的训练等内容。阅兵仪式分为两个部分,即“检阅式”和“分列式”。检阅式是指受阅部队在静止状态下,接受阅兵司令员的检阅；分列式则是指受阅部队在行进状态下,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人民代表的检阅。
鉴于北平刚刚解放,社会上的散兵游勇和敌特活动十分猖獗。因此,围绕着阅兵的地点问题,阅兵指挥所提出了两套方案:
一、在市区中心的广场举行。城楼做主席台,可以容纳全体政协会议代表。便于组织,交通较为方便。不足之处是:东、西三座门宽度受限,不能按正规展开宽正面分列式；安全保卫任务比较繁重。
二、在西郊的西苑机场举行。半年前欢迎党中央进入北平,有过一次阅兵的经验；机场跑道宽阔,分列式可按正规展开,安全较好保证。问题是:距离市区太远,往返交通困难。
在半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反复权衡,终于下定决心。9月2日,他用毛笔在《阅兵典礼方案》上签署了意见:
日期在政协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员请朱德同志担任。
开国大典的时间定在下午3时举行,就为了预防飞机的轰炸破坏。因为,如果空军的飞机下午来偷袭,由于作战半径太长,晚上就非常有可能因能见度差而无法返回了。当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人民还没有掌握制空权。因此,为保障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总参谋部和阅兵指挥所作了一系列精心准备和严密部署。
一天,、朱德、、周恩来在怀仁堂召见阅兵指挥部主要人员,听取了关于阅兵仪式的基本设想,接着由杨成武汇报了阅兵典礼的实施方案。眉宇舒展,心境宏敞,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
“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搞好!”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员会议胜利闭幕。当晚在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代表们纷纷向敬酒,周恩来生怕喝醉,影响明天的开国典礼,便主动上前替主席答酒。宴会结束后,回到丰泽园,当夜,菊香书屋内灯火未熄。笔走龙蛇,斟酌修订即将向全世界发布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直到天将破晓。
周恩来从广场巡视回来后,又一次把电话打到的卫士值班室:“主席睡觉了没有?”
周恩来在电话中急切地说:“你们要想办法催促他休息么,下午两点还要开会,3点钟还要上。”
李银桥走进烟味很浓的办公室,轻声地把周恩来的电话报告给他,并劝道:“主席,早点休息吧!”
时针指向午后1点,值班卫士准时轻轻地叫醒毛主席起床。折起身子,揉揉惺忪的眼睛,还随口哼了两声京戏,顿时精神起来。
这时,卫士李银桥拿来从王府井一家制装店(雷蒙服装店的前身)定做的黄呢子礼服。料子是叶子龙秘书送去的美国将校呢,专门请著名服装裁剪大师王子清师傅为毛主席特地量身定做的,当时把它视为“军衣”。穿在身上,抻平理顺,看上去更显得伟岸挺拔,大气凛然。
朱德、、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等国家领导人已在这里集合。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宣布就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第1号《公告》。
选在勤政殿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就职仪式也是别有深意的,他提醒政府的每一个委员和工作人员:人民的政府要“勤政为民”。
这是开国大典即将举行时的广场。那时还没有人民英雄纪念碑,没有人民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更没有纪念堂,照片正面的建筑是正阳门。
2时50分,出席会议的主席、副主席、委员步出勤政殿。见到年长的先贤、民主革命元老,都一一上前握手。
这时,周恩来走过来问:“主席今天睡好了吗?”摇摇头,风趣地说:“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疲劳战,打出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是建国第一天,又是一个疲劳战。”稍停了一下,招呼大家登车,接着又说:“咱们的一生就是打疲劳战吧!”
周恩来接过话头:“这是高效率的疲劳战,三年解放战争,消灭了敌人八百万,建立了盼望已久的新中国,这个效率还不高啊?”
随后,等领导人乘车出东门,从故宫西华门南拐至阙右门,再往南直达,登上了城楼的一百级台阶……
这是开国大典即将举行时的广场。那时还没有人民英雄纪念碑,没有人民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更没有纪念堂,照片正面的建筑是正阳门。
当时的华北军区和平津卫戍区司令部设在位于德胜门内、什刹海西岸的庆王府。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接到开国大典筹委会的命令,从庆王府驻地赶到城楼后面的西朝房。他被指定负责广场的布置任务。
张致祥首先召集了一个“诸葛亮会”,邀来了北平市建设局、电业局和军委电信总局的专家、工程师,请大家出主意、提方案。当谈到升国旗的事项时,像一滴水飞进油锅里,炸开了热烈的讨论。
据说,近代清朝政府的“黄龙旗”、辛亥革命时期的“五色旗”和南京政权的“满地红旗”,都是由人工升降的。就连苏联莫斯科红场的国旗,及至联合国大楼外面的旗帜,也都是由升旗手拉动旗绳操作的。
“有办法。”一位30岁出头的年轻军人打着手势说:“可以设计一个自动升降器,把控制开关放在城楼上。到时候毛主席一按电钮,马达就可以带动红旗上升了!”
“好主意呀!”张致祥眼睛刷地一下亮了,“回去赶快搞设计。先拿出方案来!”
这位提出电动升旗的年轻军人是军委电信总局接管旧联勤总部电信机械修理厂的军代表,名字叫李岩。军代表回到工厂,立即召集苏冶、杨明、刘迪、杜文元等技术人员研究设计,翻找电器元件、水银开关,加工材料,并进行模拟试验。初战的成功给他们带来了喜悦。
新政协筹备会副秘书长齐燕铭和北平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对电动升旗的方案都表示同意。“方案”上报周恩来,很快就被批准了。
市建设局接受了国旗旗杆和电器设施安装施工任务。经过市建工人们的日夜奋战,新中国第一座国旗旗杆在广场中心的青石御道上竖立起来了。旗杆的顶端呈球状,里面有正反方向自动开关,用1马力的马达作动力,采用电机变速传动、电磁限位器操控方法,红旗升到顶端或降到一定位置,电路自动断开。经安装调试,升旗电动控制良好,所需时间符合标准要求。嗣后,从旗杆底座引出一对电线,沿着青石御道的石缝敷设,过金水桥,顺着城墙角,伸向城楼主席台。
10月1日下午3时,、朱德、、周恩来和宋庆龄、李济深等登上了城楼。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国旗!”
在面前,竖有一个半人高的金属三角架,顶端有一个红色的按钮,一条导线通往广场上的旗杆。此时神情庄重,两眼闪射出深邃的光芒。他用力摁动了升旗的电钮……
瞬间,汩汩的电流启动了广场旗杆下的马达,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庄严雄壮的旋律,一面巨大的国旗,像一轮早晨的太阳,冉冉升上了天空。
当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升起,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响了。隆隆的28响,响彻云天。
隆隆的礼炮像报春的惊雷,在天宇间激荡回响,把开国大典隆重、庄严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主席神情肃穆。他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到麦克风前,环视了一下广场上沸腾的人群,平缓了一下呼吸,用他那浓重而激昂的湘音,庄严宣布:
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红旗、花束、彩带卷起了波涛。“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站在城楼上的委员、代表们,看到广场上30万群众恢宏热烈的场面,许多人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阅兵司令员朱德特地穿了一身新做的黄呢料军装,头顶“八一”红五角星帽徽,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胸章,驱车从中间的门洞出来。战争年代,这位叱咤风云的总司令习惯着一身士兵的灰布军衣,腰间束一条旧的黑皮带,双膝下打着一对绑腿,两脚蹬一双草鞋,恰似一个农夫老汉,眉宇间露出质朴的笑容……
朱德乘坐的“检阅车”缓缓驶过金水桥。这里是“天街御路”,从前只有皇帝坐十八抬大轿通行。而今,这位佃农出身的人民军队统帅,乘坐当时被认为是最高级的美式敞篷轿车,威风凛凛。
阅兵总指挥乘车从东三座门进入,迎候在金水桥南的东华表下,向朱德郑重敬礼并报告:
当时由于阅兵车上没有无线电话筒,军委电信总局事先派人在金水桥畔石狮子前设置了固定的有线电话筒。向朱德报告的声音,通过“九头鸟”扩音器放大出去,在广场上回荡。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和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军乐的鸣奏中,朱德由陪同,同乘一辆敞篷车,出东三座门,沿着东长安街,缓缓驶过受阅的八十几个方队。一排排锃亮的绿色钢盔下面,闪动着一双双敬仰、忠诚、亲切的目光。
朱德驱车东长安街一路阅兵的音响,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无法传送到设在城楼下的机房,再转播出去。工程师黄云想出了一个妙招儿,经报请阅兵总指挥部批准,同意了他们的方案:预先在检阅车的挡风玻璃上安装一只话筒,在车的尾部安装一个小喇叭,另在记者和技术员的采访车上装备一部钢丝录音机。9月底,朱德在西苑机场专门进行了一次阅兵演习。当时,杨兆麟和黄云乘采访车尾随在朱德的检阅车之后,负责录下音来,并精确计算了时间。朱德和受阅官兵此起彼伏的呼应声,清晰地录制在钢丝录音机上。在正式检阅的时间里,播送这一段“同期”录音,以模拟现场转播的实况,取得了良好的同步效果。
阅兵式完毕,朱德在陪同下,重新登上城楼主席台,以浑厚庄重的川东口音,宣读了《中国人民总部命令》:
我命令中国人民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这一刻,、贺龙、陈毅、罗荣桓、等将帅们,都站在城楼上朱德一侧,标示着人民坚决听从中央人民政府和的命令,为消灭一切顽敌、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奋勇前进……
这一刻,西进兰州指挥钳马(家军)打胡(宗南)、解放大西北战役的彭德怀,坐镇武汉摆兵布阵对弈“小诸葛”白崇禧的,正在华南赣州运筹帷幄解放广东的,还有因长期艰苦奋战而积劳成疾、暂栖青岛的,都打开了收音机,收听了北京开国大典的实况……
正在执行战略追击和剿匪任务的人民指战员,在战壕里,在城堡上,在追击途中,都聆听到了朱总司令发布的命令。
遵照的战略部署和人民总部的命令,500余万人民正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在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各条战线上追歼残敌。
在地面部队检阅过后,下午4时35分,无线电里传来了“空中受阅开始”的命令。在总领队的统一号令下,空中分列式开始,各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差、速度和时间间隔,分别在3000英尺、2500英尺、2000英尺和1500英尺的高度,飞向上空。
飞在最前面的9架P—51战斗机分为3个分队,各分队成“品”字队形。P—51“野马”式战斗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北美航空公司研制的,具有速度快、航程远和火力强等优点,是当时最优秀的活塞式战斗机。
第四分队以两架“蚊式”轰炸机编成“一”字横队。“蚊”式战斗轰炸机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设计最成功的战机之一,它集轰炸、作战、侦察、教练、联络、反潜于一身,且善于夜间飞行,是英国久负盛名的海·哈维兰制造公司的宠儿。在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缴获了首架“蚊”式轰炸机,至南苑飞行队成立时,仅有两架这种战机。
第五分队以三架C—46运输机编成“品”字队形。C—46运输机是人民通过起义人员和战场缴获得到并驾驭使用的双发活塞式运输机,是闻名中外的“驼峰航线立方尺的机舱一次可以装货4吨,还能够爬升到8000多米的高空。
第六分队以一架L—5通讯联络机为长机,两架PT—19教练机为左右僚机,也编成“品”字队形。搭乘这架飞机的有政协会议新闻处执行空中摄影和文字报道任务的记者林杨、柏生、家炽等,他们亲身体验了空中受阅的精彩:
飞机冲破云层,到了指定的集合点。4点20分,指挥部发出前进的命令,机上每一个人的神经都紧张起来,摄影的同志对准镜头,等待着伟大的场面。4点30分,北京出现在我们眼前:琉璃瓦的宫殿,红色的城楼,整齐的街道,这庄严的人民首都,今天被红色的旗帜所掩盖,愈加显得庄严美丽了。摄影机响了,出现在机翼下面,数不清的红旗和黑压压的人群连成一片,地面的装甲部队正缓缓行进在司令台前,发动机的震响充满了人民首都的上空……“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一定看见我们了!”
站在城楼上的开国元勋和出席政协会议的委员们,最先发现了天上的机群。仰面东方,略眯双眼,一只手不停地用力朝天上挥动着。广场上的群众万头攒动,欢腾跳跃,把头上的帽子、手中的报纸、毛巾都抛向天空。
当9架P—51战斗机刚刚通过上空时,飞行员从耳机中接受到空阅指挥员的命令:按预定计划,P—51机群再绕飞一次。机群在复兴门上空作右后180度方向大转弯,沿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再转向建国门,当到达东单上空时,正好与第六分队相衔接。9架P—51战斗机第二次飞临广场上空。
50年后,当年的飞行员、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将军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说:“这是按照周总理的指示部署的。那是开国大典前夕,周总理在审批空军飞行队受阅计划后,特意来到南苑机场视察,当他了解到能参加受阅的飞机数量太少时,便当机立断地说:“你们的战斗机飞得快,通过后再转回来,接到教练机后面再飞一次,这样看起来不就壮观多了吗!”
外国记者纷纷报道披露:空军以野马式P—51战斗机为主力。开国大典一共出动了26架飞机。他们惊呼:空军一夜之间竟有了如此的实力。
当晚霞的金辉映照到前的蟠龙华表时,长安街上华灯齐放,城楼上的八盏大红宫灯也渐渐放出了红光。整个广场和城楼上下一片通明。
阅兵指挥部向各分指挥站发出了指令,群众提灯开始了。刹那间,满天金花迸射,遍地火龙翻滚,广场变成了灯火的海洋。
队伍以工人老大哥为先导,农民兄弟跟进,随后是机关干部、青年学生……一路接一路,人人手提灯笼,高低错落,远远望去宛如一条条五彩缤纷蜿蜒蠕动的火龙,欢呼着通过前,然后分东西两个方向,按着预定的路线向外行进。
一支近百人组成的大学生军乐队吹奏着《民主青年进行曲》,在红灯闪烁的“清”、“华”、“大”、“学”字灯的簇拥下,引导着四万名学生汇成的大军向广场中心涌来。
指着青年学生的队伍,对旁边的林伯渠说:“你看,青年大学生们过来了!”
学生们抬着一丈二尺高的红纱扎的大五角星和八根火炬造型的红灯,30人横成一排,大纵队行进走过主席台前,年轻的声音清脆地高呼着:
一手扶在城楼女儿墙的琉璃瓦上,另一只手举在空中不停地挥动着。突然,他面对着扩音器吩咐工作人员:“把水银灯全打亮!”
青年们听见领袖的声音,顿时高兴地跳跃起来。广场上的群众互相拥挤着走过前,一遍又一遍地高呼着口号,一双双眼睛凝视着城楼上。
为了能够仔仔细细地多看上两眼,人们在前挤成了一团,有的人鞋子都被踩掉了。这时,城楼上的指挥人员再三催促:“同志们不要停留,继续前进!”
一支支队伍已经离开很远,长安街上的左右三座门都过了,人们还不时地回过头来张望,希望能再看到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一眼。这时,广场周围五颜六色的礼花飞向夜空,直到晚上9点20分,整个庆祝典礼的活动就要结束了。在主席台上向停留在广场中的群众和值勤的工作人员说:“同志们辛苦了!”
广场后部的群众举着红旗、鲜花、灯笼,潮水般向前面涌去,走在队伍后面的华北大学和华北革命大学的14000多名学生,一齐欢呼着涌过5座白玉石桥。无数面大红旗挥舞招展,无数支火把熊熊闪耀,无数盏红灯、花灯汇成了一片灯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面对这沸腾的场面,的脸上焕发出庄严慈祥的光辉。和朱德、周恩来、等人在城楼上从中间走到东头,又从东头走到西头。把身子探出栏杆外,一只手举向空中,时而招呼着群众,时而有力地鼓掌,时而挥动着向群众致意。当“万岁”声的高潮再次涌起时,终于遏制不住自己的激情——
蓦然,广播喇叭里传出了那宏亮激昂的声音。随即这声音又从广场四周的宫墙弹射回来,发出阵阵响亮的回声:
正在退场的群众听见从广播喇叭里发出的领袖的声音,立即改变了向东向西分走的路线,波涛一般涌向。数万名青年大学生与群众交互环绕,拥在5座白玉石桥上欢呼跳跃,不忍离去。青年们用力挥舞着手中的红旗,将千百只灯笼举过头顶,把无数顶帽子抛向空中。
在的眼里,青年是早晨的太阳,新中国灿烂的美景属于他们。他俯下身子,把帽子拿在手里,挥动着向白玉石桥上的青年和群众致意。又一次激动地脱口高呼:
晚8时许,阅兵总指挥通过临时开通的总机电话,下达了施放礼花的命令。
“万朵彩色的礼花从四面八方腾向广场的夜空,首都沉浸在狂欢里了……”1949年10月2日的《人民日报》这样描写新中国的第一个夜晚。
实际上那不是礼花,是信号弹。是240多名信号兵为新中国编织的五彩绚丽的花环。
9月初的一天,阅兵指挥所副主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把作战训练处作战科长张桂文叫到办公室:
“开国大典群众结束后,要在周围施放礼花,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来完成。”稍顷,唐延杰踱到张桂文跟前具体交代说:“从独立208师调两个连归你指挥。”
张桂文的心里不免有些打鼓,脸上生出些疑惑来:礼花跟作战任务有啥关系呢?再说我们这些刚进城的部队,从来也没有放礼花的经验啊!
张桂文首先来到独立208师。这是一支从东北第四野战军南下后留下来担负北京卫戍任务的部队。
他带上参谋耿树萍、刘竞生,坐上一辆吉普车,绕着紫禁城转了几圈儿,最后选定了六处施放“礼花”的地点:
以为中心,在东侧的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的空地上各设一个点。
围绕故宫和广场设四个点:东南方是在东交民巷西口的邮政管理局大楼楼顶上；西南方是在西交民巷东口的银行公会大楼楼顶上；东北方是在景山公园万春亭东边的山坡上；西北方是在北海琼岛白塔下面的山坡上。
真无愧军事指挥员的目光,他们选择了四个制高点。这样既有安全保障,发射升空又高,而且能从四面形成宏大的气势。方案上报到阅兵总指挥部,很快得到批准。
这六个点、六个分队之间的指挥如何统一呢?张桂文和参谋耿树平、刘竞生研究了三个方案:一是使用广场的扩音器统一下达施放礼花的口令；二是在指挥台上(东观礼台位置)发射一颗绿色信号弹,作为各点齐放的信号；三是一点发射,其他各点随之发射。当时也曾考虑由指挥台向各点架设电话线进行联络,但因线路跨越公共交通容易中断而作罢。
施放礼花使用的信号枪、信号弹,是从东北、平津解放后缴获军队的美式装备获取的。预先,阅兵指挥所发了一封电报:《为检阅要照明弹信号弹》,并安排“放射信号弹3万发,另有探照灯配合照射”。
与此同时,苏联军事顾问通过苏军支援了半火车皮的信号弹,有红、黄、绿、白、紫等颜色,用俄文印在木箱上。当时,军区司令部没有专门的俄文翻译,只有军务处郭修业科长懂俄文,他曾经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干脆就由他负责按颜色分类,搭配分发给信号兵。
9月28日、29日的夜晚,金秋的爽风传送着阵阵醉人的花香。施放分队分别在北海、景山两个发射点进行试放。五颜六色的“礼花”在宝石蓝的天幕上竞相绽开,为临近大典的京都增添了浓重的节日气氛。
张桂文的位置在东华表内侧的指挥台上。“丁零零——”张桂文拿起电话,耳机里传来上指挥部首长的命令:
不料,意外的情况出现了,广场上的扩音喇叭一点声音也没有。张桂文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周身的血液像凝固了一样。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也替他捏了一把汗。
瞬间,张桂文想到,可能是通往扩音器的线路出了问题,人踩马踏,有一处中断也不成。他很快镇定下来。事不宜迟,来不及向周围的人打招呼,按着预定的应急措施,他从腰间抽出信号枪,举向空中。“砰”的一声,一颗碧绿的信号弹带着长长的耀眼的光芒,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
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使周围的人不禁惊讶地向后一仰。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刹那间,广场周围的六个发射点几乎同时轰然爆响。一簇簇五彩缤纷的信号弹骤然腾空,有的如喷射的彩泉,有的似怒放的花雨,有的像璀璨的明珠,叠织出奇光异色的绚丽图案。把大典之夜点缀得壮丽辉煌。随着礼花的每一次升落,欢呼声犹如海潮汹涌,一阵阵漫卷过新生的古城。
开国大典结束后,在卫士和女儿李敏、李讷陪伴下,乘车回到丰泽园紫云轩。5岁的李讷拉着他的手好奇地说:“爸爸,人民喊你万岁,你喊人民万岁,真有意思!”
“是啊,这是要记入历史的一天!”郑重其事地说:“我们用了28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头上的问题解决了,看来下一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解决脚下问题的任务还很重,建设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要花更大的力气。你说对不对?”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迅速地扫了一眼,不由得笑了,然后向叶子龙伸出手来。叶子龙一怔,问道:“主席,干什么?”
早在两个月前,在莫斯科访问时,同斯大林谈到中苏关系,斯大林当时便表示:“只要新中国一成立,苏联立即给予承认。”
10月1日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将主席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公告》并随附公函送达各国政府。周恩来的公函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公告》及随函送达各国在北京的旧领事馆领事；凡在北京无领事馆,而在南京有大使馆或公使馆者,则送达南京各旧大使馆或公使馆。周恩来说,这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也是通过使领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与此同时,新华广播电台的强大电波,载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飞向十月革命的故乡,太平洋遥远的彼岸……
中苏两国迅速建交,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越南民主共和国等一批人民民主国家,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相继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50年初,我国同邻近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阿富汗先后达成建交协议。随后又先后与英国、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和荷兰等国进行了建交谈判。其中,英国基于利益权衡,在西方国家中最早承认新中国。这在实际上打破了西方敌对势力寄希望于孤立新中国的企图。一个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很快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
世界各国和进步组织,纷纷致电祝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称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四分之一的人类由封建主义与殖民主义的锁链下解放出来,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民主分子争取和平与自由的斗争是一个巨大鼓励；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取得的胜利,乃是本世纪继划时代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消灭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之后的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泱泱中华,朗朗乾坤,旌旗飞舞,普天同庆。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嬗变为新中国,历尽劫难的中华民族获得了新生。正如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员会议的开幕词中所指出的:
“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